们反法西斯。我们不能和希特勒坐在同一张桌子上。”
“我知道。”
“艾德礼昨天找我谈过。他说——工党不会支持任何形式的和谈。”
格林伍德的声音很低。
“他是党魁。他的话，就是党的路线。”
“我知道。”
“那您还让我看这些？”
“因为事实不会因为党的路线改变。”
格林伍德盯着他看了很久。
“我会算的。如果您的数字是对的——”
他没有说完。他站起来，转身走了出去。
深夜，格林伍德的书房。
伦敦的夜晚很安静。窗外的街灯亮着，昏黄的光透过窗帘的缝隙照进来，在地板上画出一道细长的光斑。远处偶尔传来巡逻警察的脚步声，皮鞋踩在石板路上，由远及近，又渐渐消失在巷口。
格林伍德坐在书桌前，面前摊着两份文件。左边是哈利法克斯给他的数据——黄金储备、商船损失、进口能力、战争开支。右边是他选区那些信——二十三封。
他拿起笔，在纸上算了一遍又一遍。黄金储备还能撑多久？商船损失的速度是多少？进口能力什么时候跌破安全线？算了一遍，又复算了一遍。数字不会说谎。英国能撑下去——但撑下去的方式，是把家底掏空。在打败敌人的同时，燃尽自己的生命。
他把笔放下，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他想起1914年。那一年他应征入伍，在法国战场上待了两年。他见过真正的死亡——不是报纸上的数字，是活生生的人在你面前倒下，是泥土被鲜血浸透的颜色。他以为他已经看够了。他以为他这辈子再也不用面对那些画面。
但那些信，让他又想起了那些画面。
他睁开眼，拿起最上面的那一封。信封上的字迹歪歪扭扭，有些地方墨水晕开了。他抽出信纸。
“格林伍德先生，我是您的老邻居。我的儿子在敦刻尔克死了。家里还有三个小的，牛奶配额上个月减了，孩子饿得直哭。您能帮帮我们吗？”
他把信放下，又拿起第二封。这一封是一个老矿工写的，字迹潦草，有些地方被煤灰弄脏了。
“格林伍德先生，我在井下干了四十年。我儿子现在在法国，生死不知。矿上减产了——法国的市场没了，煤卖不出去。工钱少了，家里老伴哮喘，药断了。医生说进口的原料供不上了。您能帮帮我们吗？”
格林伍德的手指微微颤抖。法国市场没了。他当然知道——法国的崩溃意味着英国煤炭出口最大的市场之一消失了。战争爆发前，每年有几百万吨煤运往法国。现在法国投降了，那些船不来了，那些订单没有了。煤堆在矿区，运不出去，卖不掉。
他放下信，又拿起第三封。这一封是一个女人的字迹，娟秀但生涩，像是很久没有写过字了。
“格林伍德先生，我的丈夫在敦刻尔克死了。他是矿工，家里唯一的收入来源。抚恤金是有的，可样样东西都在涨——牛奶配额减了，糖不够用了。商店里的鞋少得可怜，偶尔有几双，价钱贵得吓人。孩子馋，孩子饿，孩子的脚还露在外面。您能帮帮我们吗？”
他放下信，又拿起第四封。这一封很短，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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