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这桩喜事。
月生伯伯在茶馆门口放了一挂鞭炮，噼里啪啦的响声把整条街的人都吸引过来了。白胡子老头们端着搪瓷缸子，说甄家又出了个解元郎。从东西到金娃，一门两个，这在重阳镇可是头一份。一个老头扳着手指头算，说甄家这第三代，东西是大学生，金娃是中师生，将来都是吃国家粮的，祖坟上冒青烟了。
刘二娃头一个跑过来贺喜，手里提着一兜橘子，说是他舅舅从龙门镇带回来的。他考上了县城的中师，跟我同班同校。他把橘子往桌上一搁，自己先剥了一个，一边嚼一边含混不清地说金娃子咱俩又在一个班了，师范三年你可别再跟我抢鸡腿了。
张大勇也考上了中师。他说他爹高兴得把家里唯一的一只老母鸡宰了，炖了一大锅汤。虚五考上了技工学校，学的是电工，他把录取通知书往桌上一拍，说以后镇上的电线坏了尽管找他。
贾老夫子特意从学校赶过来，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手里拿着一支新钢笔。他把钢笔递给我，说金娃子这是老师送你的，你将来也是要站在讲台上的人，这支笔你拿着，以后用它批改学生的作业。我接过钢笔，笔帽上刻着两个字——育人。贾老夫子点了点头，没有再说什么，可他的眼眶有点红。
东西哥站在人群后面，背着手，看着堂屋里热闹的场面。他没有挤进来道贺，只是在人群散得差不多的时候，走过来在我肩膀上捶了一下。他说，金娃子，恭喜你。以后咱俩就是同行了。我问他当老师最重要的是什么。他想了想，说，最重要的是把每一个学生都当成一个人来教。你当年就是这么教我的。他说，那就对了。
丽媛老师去了县城读民师班。其实民师班和我们中师是同一所学校，只是她们只读两年，而我们要读三年。她离开重阳初中学校的那天，一个人在操场上站了很久，看着空荡荡的教室，看着黑板上还留着的粉笔字，看着操场边上那棵白果树。后来刘二娃告诉我，她走的时候，在东西哥哥的寝室门口放了一束野菊花，用红纸裹着。花是从白云庵山门外摘的，和上次送雨花姐的那束一模一样。
红纸上写了一句话，字迹很轻，轻到像是怕把纸摁疼——“该来的，总会来。”
我把那张红纸上的话告诉了东西哥哥。他正在批改假期作业，红笔停在半空中，沉默了很久。然后他摘下眼镜，用手指揉了揉眉心，把那张红纸小心翼翼地折好，夹进了教案本里。那本教案的封面上，写着几个端端正正的钢笔字——“初三几何教案”。夹进去之后，他按了按封面，似乎在确认那张红纸不会散出来。
又过了几天，我到龙门镇去看三表哥。雨萍姐姐托我给他带了一双解放鞋，说是供销社新到的货，鞋底厚实，下地干活不硌脚。我把那双鞋从包里掏出来递给他，他接过去，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用手摸了摸鞋底的厚度，说了句这鞋结实，然后小心翼翼地把鞋放在田埂上，继续忙他的活路。
三表哥正在村东头那块水田边，用一根绑着红线的竹竿量水深。田埂上放着他的笔记本，本子上画着水田的简图，标注着不同位置的泥深和水深，旁边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数据。他把笔记本翻给我看，指着最新一页说这一垄是两拃半的间距，长势比两拃的好，比三拃的也不差，阿爷的经验是对的。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里有一种不容置疑的笃定，像一个学生在考试后对答案时发现自己全做对了。
我把东西哥哥列的书单递给他。他接过去，在裤子上擦了擦手上的泥，一个字一个字地看了一遍。看到《农业气象学》那一行的时候，他的眼睛亮了一下，指着那行字说这本书他找了好久，去年镇农技站的马技术员手里有一本，他借来看了一下午，看得入了迷，差点忘了回家喂猪，没好意思开口借回去，是怕给人弄脏了。他把那片纸小心地折好，放进口袋里，轻轻拍了拍，确保妥帖了。
他走到田埂上的时候，忽然回过头来对我说了一句话。“金娃子，等你中师毕业当了老师，我的试验田也该出成果了。到时候，我请你吃我自己培育的西瓜——又大又甜，比阿爷的还甜。”
我说好。他又弯下腰去，把竹竿往水田深处探了探，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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