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八年的冬天来得格外早。
才进农历十月，黄土塬上的风就带上了刀子一样的尖利，刮在脸上不是冷，是疼。陆守根蹲在自家窑洞门口的青石板上，身上那件补了七层补丁的棉袄已经挡不住风了，棉絮从破洞里往外钻，被风一吹就散，像他这辈子的念想，也一件件被风吹散了。
他手里夹着半根纸烟，烟是去年秋天自己种的烟叶切的，放在炕洞里焙干了，再拿旧报纸卷的。他切得粗，烟丝里还掺着碎梗，点起来一股呛人的烟火味。他没舍得好好抽，这半根已经在他手指间夹了快一个时辰了，大拇指和食指的指甲缝里全是积年的老垢，被烟熏成了焦黄色。他把烟凑到嘴边，吸一小口，让烟雾在嘴里转一圈再慢慢吐出来，舍不得往肺里咽，仿佛这样能抽得更久一些。
这个习惯，是他跟隔壁村一个下放过几年的老右派学的。那人后来平反回了城，留下的只有这抽烟的法子——省着抽，让烟在嘴里多待一会儿。陆守根不知道这算什么讲究，但他觉得好，就这么学会了。
“守根。”屋里传来女人的声音，干哑的，带着咳嗽，“水烧好了，你进来泡泡脚。你那冻疮今年又犯了，不泡开，明年开春走不动路。”
陆守根没应。他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脚，脚上那双黑布鞋已经破了底，大脚趾露在外面，指甲盖又厚又黄，周围一圈全是冻疮溃烂后结的痂。他今年五十四了，但看着像六十好几。几十年在地里刨食，腰早就弯了，背也驼了，身子骨一年不如一年。往年冬天还能下地刨几镐头，今年入冬才一个多月，他已经在炕上躺了七八天了，靠着几副草药才勉强爬起来。
可他现在不能躺。窑洞里有七张嘴等着他拿主意。
七个孩子，最大的十九，最小的还在发烧。这七张嘴每天一睁眼就要吃，哪怕是最稀的玉米面糊糊，一天也得两大锅。地窖里那六袋半红薯干，就是全家人熬过这个冬天的全部指望。
他侧过头，往窑洞里瞄了一眼。光线暗，只能看见灶台边一个佝偻的背影——他女人正在灶前煮什么，锅里的水咕嘟咕嘟地响，冒出来的热气在窑洞顶上凝成一层白蒙蒙的水雾，顺着土墙往下淌。孩子们没在屋里，大的几个出去捡柴火了，小的几个挤在炕角，盖着一床薄得透光的破棉被，缩成一团。
最小的那个孩子还在发烧。烧了三天了，脸蛋通红，嘴唇干得起皮，夜里哭得嗓子都哑了，喂了点玉米面糊糊，又吐了出来。女人偷偷哭了两个晚上，没让他看见，但他都听见了。
他知道女人把最后半碗玉米面藏进了柜子最深处，那是给老七留的。要是老七再烧两天不退，那半碗面就是救命的。
陆守根把手里的烟屁股在鞋底上摁灭，又用指甲把剩下的烟丝抠出来，裹进一张废报纸里，卷成一根新的，塞进怀里。这个动作他做了几十年了，从年轻时候在地主家扛活就开始这么做，那时候连烟叶都买不起，捡人家扔的烟屁股抽。后来自己种了烟叶，日子好过了一些，但这省着抽的习惯，刻进了骨头里，改不了了。
他站起来，膝关节像生了锈的门轴，嘎吱嘎吱响了两声。他扶着门框站了一会儿，等眼前那一阵发黑过去，才迈步走下门口的土坡。
院子不大，半亩来地，用黄土夯的围墙，大半截已经塌了，露出外面光秃秃的山坡。黄土塬上的冬天没什么好看的，地里的庄稼早收完了，剩下一茬茬干枯的玉米秆立在田里，被风吹得簌簌响。远处能看见公社的烟囱，那是县里唯一一家国营纺织厂的，据说有上百号工人，机器一开就是一整天，比村子里的人加起来还多。
陆守根盯着那根烟囱看了很久。去年秋天他跟着生产队去县里送公粮，路过那家纺织厂门口，看见成排的机器轰隆隆地转，一匹匹布像河水一样从机器里淌出来，白晃晃的，晃得他眼睛发酸。他在厂门口站了快一个时辰，看工人换班，看运布的车一辆接一辆地开出去，看那些人穿着干干净净的蓝工装走进去、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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