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六年秋，沪上法租界，一品香酒楼。
贝贝站在酒楼后堂的廊檐下，手里攥着一卷刚完工的绣品，指节微微发白。廊外的雨从清晨起就没停过，青石板路面被雨水冲刷得发亮，倒映着对面绸缎庄的红灯笼，像一滩滩化开的血。
“阿贝，客人到了。“
绣坊老板娘周凤仙从里面走出来，四十来岁的女人，梳着圆髯髻，穿一件绛紫色杭绸旗袍，脸上脂粉敷得均匀，看不出什么表情。但贝贝注意到她的手指在微微发抖——这是周凤仙紧张时的习惯，贝贝来绣坊三个月，已经摸透了。
“是哪路的客人？“贝贝问。
“汇通洋行的麦考尔先生，带了翻译来的。“周凤仙压低了声音，“他看了上个月那幅《荷塘鹭鸶》，说要订一批——不是一幅，是一批。至少二十幅，要送到英国去的。“
贝贝的睫毛颤了一下。
二十幅。
她来沪上三个月，从在码头被人偷了包袱、饿着肚子睡了三天桥洞开始，到被周凤仙的绣坊收留做学徒，再到凭借一手从养母那里学来的水乡针法脱颖而出——她从来没有接过这么大的单子。
“什么条件？“贝贝问得很直接。
周凤仙看了她一眼，眼神有些复杂：“麦考尔先生想见见绣工本人。他说——“她顿了顿，“他说要亲眼看看，这针法到底是人绣的还是机器织的。“
贝贝明白了。
外国人看不起中国绣工，这在沪上不是什么新鲜事。他们愿意花大价钱买苏绣、湘绣，但骨子里总觉得东方手艺不过是些精巧的玩意儿，比不上西洋机器的精密。麦考尔要见她，不是欣赏，是审视。
“什么时候？“
“现在。“周凤仙侧过身，“在二楼雅间。“
贝贝深吸了一口气，将手中的绣品卷好，塞进袖口。她摸了摸衣襟内侧——那里缝了一个小口袋，半块玉佩静静地躺在那里。她没有刻意去碰它，但知道它在，就觉得心里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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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楼雅间，临窗的位置坐着一个高鼻梁、蓝眼睛的外国男人，穿着一身笔挺的深色西装，领带上别着一枚金色的领针。他面前摆着一杯红茶，正透过窗户看着外面的雨景，神情闲适得像是在自家客厅里。
翻译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穿着学生装，戴着圆框眼镜，见贝贝进来，立刻站起身来。
“这位就是阿贝姑娘，我们绣坊最出色的绣工。“周凤仙用沪语介绍道，然后又用蹩脚的官话对麦考尔说，“Mr. McCull, this is Miss Abei, our best embroiderer.“
麦考尔转过身，上下打量了贝贝一番。他的目光像一把尺子，从她的脸量到脚，最后停留在她的手上——那双手不算纤细，指节微微粗大，掌心有薄茧，是长年做针线和干农活留下的痕迹。
“So young.“ 麦考尔用英语说了一句，然后示意翻译。
翻译推了推眼镜：“麦考尔先生说，你很年轻。他想知道，你学了几年刺绣？“
“十二年。“贝贝用官话回答，声音不大但很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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