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春的上海滩，黄浦江上雾气氤氲。
十六铺码头的傍晚是一天中最繁忙的时段，卸货的苦力喊着号子，搬运着从南洋运来的香料和洋布；卖香烟的小贩穿梭在人群中，用带着苏北口音的上海话招揽生意；远处外滩的万国建筑群在夕阳下镀着一层金辉，近处却是鱼腥味、汗水味和煤烟味混杂在一起的市井气息。
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从招商局的客轮上走下来，身上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子，袖口处绣着几朵素净的兰花，肩上挎着一个半旧的青布包袱。她的脸庞被江风吹得有些发红，但眉眼间自有一股江南水乡养出来的清丽，尤其那双眼睛，黑白分明，像是涵着太湖的水光。
这便是阿贝。
从苏州到上海的船票花了她将近一半的盘缠，这还是莫老憨托了在码头做事的远房亲戚才买到的便宜舱位。统舱里挤满了人，鸡鸭笼子就堆在脚边，孩子在哭，老人在咳嗽，阿贝抱着包袱坐了整整一天一夜，下船时腿都是麻的。
“让一让，让一让——”
身后有人推搡着挤过来，阿贝被撞了个踉跄，连忙护住怀里的包袱。那里面有几件换洗衣裳，一块包在帕子里的干粮，还有她最要紧的东西——一幅绣品和半块玉佩。
她走到码头边一个稍微清静些的角落，放下包袱，从里面摸出那块玉佩来看了又看。
玉佩只有半块，断面处有明显的断裂痕迹，玉质算不得顶好，但温润通透，上面刻着一个篆字。阿贝不认得那是什么字，养父莫老憨也不认得，只说当年在码头边发现她时，这块玉就揣在她的小袄里，用一根红绳系着，贴着心口。
“你爹娘想必是大户人家，遭了难才把你丢下的。”莫老憨每回说起这事都要叹气，“这玉你要收好，将来说不定能寻着你的亲生父母。”
阿贝把玉佩重新揣进衣襟里，贴着胸口放好。玉是温的，像是带着她自己的体温。
她站起身，看着眼前这座陌生的城市。
上海比她想象中更大，更嘈杂，也更光怪陆离。码头上停着铁壳的洋轮，烟囱里冒着黑烟；岸边的马路上跑着四个轮子的汽车，车夫按着喇叭，声音尖锐刺耳；穿着西装的先生和披着貂裘的太太从车里下来，身后跟着提行李的仆从，往那挂着洋文招牌的大饭店里走。
而她站在这边，脚下是泥泞的碎石路，身边是扛着麻包的苦力，头顶是呜呜作响的汽笛。
阿贝深吸一口气，把那点怯意压下去。
她来上海，不是来看西洋景的。
三个月前，莫老憨被“黄老虎”的人打伤了。说是黄老虎，其实是青浦一带的水上恶霸，仗着有个在警察局做事的亲戚，霸占了半个淀山湖的渔产。渔民打上来的鱼，他要抽七成的份子钱，稍有反抗就是一顿毒打。莫老憨是个老实人，但老实人也有忍不住的时候，他跟几个渔民一起去找黄老虎理论，话还没说上三句，棍棒就落下来了。
肋骨断了两根，右腿也伤了筋骨。镇上的郎中来看过，开了几副药，要二十块大洋。二十块大洋，对莫家来说是掏空了家底也凑不出的数目。养母把陪嫁的银镯子卖了，又向左邻右舍借了一圈，也只凑了十二块。
阿贝坐在养父的床前，看着那张被风吹日晒刻满了皱纹的脸，忽然说：“爹，我去上海。”
莫老憨疼得脸色蜡黄，还是瞪了她一眼：“你一个姑娘家，去上海做什么？”
“我有手艺。”阿贝说，“我的绣活，镇上绣庄的老板娘说能卖好价钱。上海是大地方，有钱人多，绣品能卖出更好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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