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说你们在一起了。恭喜。他值得。”
苏砚盯着这条消息看了好一会儿。然后她回了一句。
“我知道。”
干脆利落，没有多余的情绪。但她的嘴角却不由自主地翘了起来，翘得很轻很轻，轻到如果有人在旁边看着都不一定能发现。但她自己知道，那是在笑。
她把手机放下，剥了一颗栗子塞进嘴里。栗子很甜，甜得有点过分，不知道是不是老板娘多放了一勺糖。她一边吃一边想，陆时衍喜欢吃甜的，这两袋栗子他肯定能吃掉一袋半。
然后她又想，自己什么时候开始记得别人喜欢吃什么了？
车窗外的城市还在运转。霓虹灯把夜色切割成一块一块的，有人在加班，有人在回家的路上，有人在约会，有人在分手。而苏砚，她只是开着车，带着两袋糖炒栗子，和一个刚刚被打开的念头——想见一个人。
这个念头一旦长出来，就像春天的野草，怎么拔都拔不掉。
第二天早上七点半，苏砚的车已经停在陆时衍家楼下了。
她坐在车里，手里拎着一袋还冒着热气的豆浆油条，另一只手里是昨晚剩下的半袋糖炒栗子。她没有发消息告诉他，也没有打电话，就那么安静地坐在车里，仰头看着那扇窗户。
窗户开着，窗帘被风吹得一鼓一鼓的，像一面白色的帆。
她忽然想起父亲。
小时候，父亲也喜欢这样等她。上学的时候，他的老捷达永远比校车早到五分钟。不管刮风下雨，那辆银灰色的老车就停在校门口第三棵梧桐树下，父亲靠在车门上，手里拿着一把伞或者一袋热乎的包子，看见她从校门里走出来就笑。她不记得父亲接过多少个电话、推了多少个会，但她记得那把伞永远偏向她这边，记得那些包子永远是猪肉白菜馅的——因为那是她最喜欢的馅。
后来父亲的公司破产了。被合伙人和律师联手设局，一夜之间什么都没了。房子、车子、存款，还有那棵梧桐树下的位置，都没了。父亲一夜白了半边头发，却还在跟她笑着说“没事的，爸爸重新来过”。他没有机会重新来过。三个月后，他在一个同样下着雨的深秋，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从那以后，苏砚没有再吃过猪肉白菜馅的包子。
也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让人等过她。她学会了提前到，学会了准备好一切，学会了不依赖任何人。她把心裹了一层又一层的铠甲，把信任锁进最深的地下室，钥匙扔进了海里。
她以为自己会这样过一辈子。
直到昨天晚上，一个浑身湿透的***在雨里，抢过她的伞，把整把伞都挪到她这边，然后若无其事地说“我已经淋湿了，你别浪费了”。
这句话像一把钥匙，不知道从哪里漂洋过海漂回来，咔哒一声，把那间地下室的锁打开了。
她推开车门，拎着豆浆油条和半袋栗子，走进了楼道。
电梯在十六楼停住，她走到那扇熟悉的门前——之前因为案子的事来过两次，每次都是西装革履地坐在沙发上讨论证据链和诉讼策略，连茶水都来不及喝一口。今天不一样。今天没有案子，没有证据链，没有诉讼策略。今天只有豆浆油条和一颗还在发烫的心。
她深吸一口气，抬手准备按门铃。
门开了。
陆时衍站在门口，头发还是乱的，穿着一件灰色的家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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