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挑一个回答。”
苏砚沉默了三秒钟,把咖啡杯放下,十指交叉搁在桌上,恢复到标准的商业谈判姿势。但秦漫注意到她的耳尖红了——苏砚的耳朵是全身最诚实的器官,不管她脸上的表情管理做得多到位,耳朵该红的时候绝不迟到。
“我昨晚去找他了。”苏砚说。
“他?”秦漫明知故问,“他是谁?”
“你知道是谁。”
“我要听你说出来。”
苏砚看着秦漫,眼神里带着一种“我当初为什么要招这个人”的深深悔恨。但她还是说了:“陆时衍。”
秦漫满意地点了点头,像一个审出了重要情报的情报官:“继续说。你去找他做什么?”
“还东西。”
“什么东西?”
“他父亲的遗物。一枚书签。”
秦漫的表情从八卦瞬间切换成了严肃。她当然知道那枚书签意味着什么——苏砚的父亲破产那年,苏砚才十六岁,父亲的遗物散落各处,这些年苏砚一直在四处寻找,能找到的都找了,找不到的,就成了心里的刺。
“那枚书签找到了?”她的声音放轻了。
“他找到的。在法学院的图书馆里。”
秦漫沉默了。她看着苏砚的脸,那张脸上有一种她很少见到的表情——不是谈判桌上那种游刃有余的从容,不是新品发布会上那种光芒万丈的自信,而是一种更深的、更柔软的、像是被什么东西填满了之后的安宁。
“所以你昨晚去还东西,结果还了一整晚?”秦漫问。
“我们在院子里坐了一会儿。”
“一会儿?”
“看了一会儿桂花。”
“桂花?”
“他律所院子里有一棵桂花树。”
秦漫倒吸一口凉气。桂花树。深夜。两个人。这些关键词组合在一起,放在任何一部都市言情剧里,都是要出大事的信号。
“苏砚,”她的声音变得很认真,“你是不是喜欢他?”
苏砚没有回答。她转头看向窗外。办公室的落地窗正对着这座城市最繁华的天际线,高楼的玻璃幕墙反射着早晨的阳光,把天空切成了无数个明亮的碎片。但她看的不是那些楼,她看的是更远的地方——城东那片低矮的老建筑群里,有一栋三层洋楼,院子里有一棵桂花树。
“秦漫,”苏砚的声音很轻,“你知道吗,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为了一个人,把自己本来算得好好的账,全部不算了。”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我以前觉得,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笔一笔的账。谁帮了谁,谁欠了谁,算清楚了,就不会有麻烦。我爸当年就是因为太相信别人,账没算清,最后把命都搭进去了。所以我这辈子最怕的,就是欠别人的。但遇到他之后,我欠他的越来越多——他帮我打官司、帮我挡灾、帮我在最难的时候撑住这口气——多到我已经算不过来了。”
“然后呢?”
“然后我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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