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砚的日程表精确到分钟。
这是全公司上下都知道的事。她的助理换过三任，第一任干了两个月辞职了，理由是“苏总的时间观念让我觉得自己不配做人”；第二任坚持了半年，走的时候送了她一本《如何与人类正常交流》；第三任就是现在这位，叫小林，干了快一年还没走，堪称职场抗压能力的活化石。
小林每天早上七点五十分准时收到苏砚发来的当日行程表。七点五十，雷打不动，不管苏砚前一晚加班到几点，不管她是在国内还是国外，那条消息都会准时出现在小林的手机上，格式统一，排版工整，精确到每一场会议的开始时间和预计时长，连上厕所的间隙都不留。唯一没写进日程表里的，就是陆时衍。
因为陆时衍是个变量。
变量这个词在苏砚的世界里，曾经是个贬义词。写代码的人都知道，变量越多，系统越不稳定。苏砚花了三十二年把自己活成了一个常量——作息恒定，情绪恒定，效率恒定。她不信任何不可控的东西，直到陆时衍这个变量出现在她的生活里，用一种最不讲道理的方式证明了：有些变量，值得你重写整个系统。
闹钟还没响，苏砚已经醒了。窗帘缝里漏进来的阳光告诉她，今天是晴天。身边那个人还睡着，呼吸绵长，一条胳膊霸道地横在她的枕头上，手背上还沾着昨晚写法律意见书时蹭上的墨水印。
苏砚把他的手从枕头上轻轻挪开。刚挪到一半，陆时衍的手指忽然收紧，把她的手腕扣住了。他没睁眼，嘴角勾了一下，声音含含糊糊的：“去哪？”
“上班。”
“几点了？”
“六点二十。”
“你公司八点才打卡。”
“我是老板，不用打卡。但今天欧洲那边的异议答辩材料要复审，上午九点之前要定稿。”她已经把腿挪到了床沿，脚趾头正在够拖鞋，“你再睡会儿。”
陆时衍没松手，反而把她往回拉了一下，力气不算大，但足够让她失去平衡倒回枕头上。他说了一句逻辑严密到让人无法反驳的话，声音还带着没睡醒的沙哑：“昨晚是谁说要每天早上给我煎蛋的？蛋呢？”
苏砚面不改色心不跳地说：“我怕你的厨房受不了第二次打击。冰箱里有牛奶和面包，自己热。”
“面包不算早餐。”
“哪个法条规定的？”
“陆时衍法，昨天刚颁布的。顺便说一句，今早的修正案新增了一条——煎蛋不能煎成炭。”
苏砚用枕头砸了他一下，然后趁他挡枕头的空当翻身下了床，趿拉着拖鞋走进了卫生间。镜子里映出一张还带着睡痕的脸，头发乱得不像话。她盯着镜子里的自己看了几秒，忽然发现了一件事——她在笑。
不是那种商务谈判时的职业微笑，也不是应付媒体的标准表情，是一个女人在清晨六点二十分，因为一个男人赖床时说的几句废话，嘴角自己弯起来的那种笑。这种笑不值钱，但放在苏砚脸上，比她在纳斯达克敲钟时的照片更稀有。
洗漱完出来，陆时衍已经把衬衫穿上了，正在打领带。那条领带就是昨天她帮他打的那条，他没解开过，睡觉前从脖子上绕下来挂在衣架上，今天又拿起来继续用。苏砚看了一眼他笨手笨脚的动作，实在看不下去了，走过去把他推到床边坐下，自己站在他两腿之间，熟练地打了一个温莎结。
“你打算一条领带用多久？”她问。
“用到你教我自己打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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