缝，握紧了。那道疤痕正好贴在他的掌纹上，两道纹路叠在一起，像是某种只有他们两个人才能解读的密码。
“那个打电话的人，”陆时衍说，“你还记得他的脸吗？”
“化成灰都认识。”苏砚从床头柜的抽屉里拿出一张泛黄的旧照片，照片上是一个中年男人，方脸，浓眉，眼角有一颗痣，穿着一件深蓝色的中山装，站在某个会议室的讲台上，正在发言。照片的背面有一行圆珠笔写的字，字迹潦草但力道十足——“1998年寰宇资本成立大会，周鹤年。”
陆时衍接过照片，盯着那张脸看了几秒钟。他认识这张脸——周鹤年，寰宇资本的创始人兼现任名誉**，常年活跃于慈善圈和收藏界，对外的形象是一个“热爱传统文化的儒商”。在律所的资料库里，这个人的档案有半尺厚，但没有一条负面记录。干净的履历比肮脏的履历更让人不安，这是陆时衍做了十几年律师得出的结论。
“拍卖会几点开始？”
“晚上七点。”
“还有三个小时。”陆时衍站起来，重新拿起那条没打好的领带，对着镜子熟练地绕圈打结，“够我们去一趟老宅的后院。”
苏砚抬起头看他，眼神里有疑问。
“枇杷树还在不在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一件事——当年你爸在破产前夕，给自己最信任的律师寄过一封信。那封信的收件人，”陆时衍转过身，领带已经打好了，黑色西装衬得他肩线笔挺，“是我爸。”
苏砚的手指猛地收紧了。她从来不知道这件事。陆时衍从来没提过。三个月的并肩作战，无数次的生死相托，这个比她肚子里的蛔虫还了解她的男人，居然把这么大一个秘密藏了三个月，藏在她每天都能看到的地方，就像把一棵枇杷树种在客厅正中央却告诉她那只是一盆绿萝。
“陆时衍。”苏砚站起来，礼服还没拉好的拉链在背后敞开着，露出两片蝴蝶骨，她的声音很平静，但那种平静是暴风雨来临之前海面上最危险的那种平静，“你还有什么没告诉我的？”
“很多。”陆时衍的回答坦诚得让人没法生气，“每一样都跟今晚有关。每一件都跟周鹤年有关。但我之所以没有提前告诉你，是因为——”他顿了顿，从西装内袋里掏出一样东西，放在苏砚手里。
那是一封信。信封已经发黄了，纸质很脆，上面贴着几张不同年代的邮票，每张邮票上的邮戳都模糊不清，但收件人的名字还看得分明——“陆远山律师亲启”。陆远山，是陆时衍的父亲。信封的右下角，落款处盖着一个红色的印章，印章上的字很小，苏砚凑近了才看清——“苏博文”。
她的手开始发抖。这双签过千亿合同的手、敲过无数行代码的手、在法庭上握成拳头指甲几乎嵌进肉里的手，此刻捧着一个发黄的信封，抖得像是捧着一块烧红的炭。
“我爸给你爸写的信。”
“对。二十三年前寄出的，寄到我爸原来那家律所的地址。但我爸当时已经调到了另一个城市的分所，这封信辗转了三个地址，等到终于送到他手上的时候，已经晚了——你爸的公司破产了，你爸本人在取保候审期间突发心梗去世。”
苏砚没有说话。她把信封翻过来，封口完好，上面用火漆封缄，火漆上压着一个图案——不是公司的公章，不是法律文书常用的那种圆形印章，而是一个手绘的、简笔画般的小图案：一棵树，歪歪扭扭的，树冠圆圆的，像枇杷。
“这封信，”苏砚的声音终于开始颤抖了，“你没打开？”
“我没资格打开。”陆时衍说，“这封信的收件人是我父亲，他临终前把它交给我，说了一句‘如果有一天你能见到苏博文的后人，把这封信亲手还给她’。他没有让我打开，我也从来没有打开过。但今晚——今晚你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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