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价危机熬过去了，陆记的名声越传越远。
十里八乡的乡亲们都知道，陆家的布织得匀、卖得公道，陆建设那后生，是个能成大事的人。订单像雪片一样飞来，从附近的县镇，一直延伸到了省城的批发市场。陆建设添了第四台、第五台机器，又在老窑洞旁边的空地上，用新烧的青砖和木梁，盖起了一座像样的厂房。水泥地面，明亮的玻璃窗，比原先那四处漏风的土坯棚子，敞亮了不知多少倍。
厂房落成那天，陆建设站在门口看了很久。青砖墙是新砌的，砖缝里填的白灰还没干透，在深秋的阳光下泛着浅淡的灰白色。屋顶的梁是村里最好的老槐木，他亲自去选的料，一根一根地用手掂过、敲过，确认没有虫眼没有裂缝才让人拉回来。窗框是新做的松木，上了两遍清漆，摸上去光滑温润，像被水洗过的石头。他伸出手，用指腹轻轻滑过窗框的边缘，感觉到木纹的细腻和漆面的平整。这里以后就是陆记的新厂房了，比老窑洞大了五倍不止，能同时摆下十几台机器。他想起他爹当年蹲在窑洞门口修那架破纺车的样子，心里涌上一阵说不清的酸胀和欣慰。
他蹲下来，用手掌贴了贴新砌的墙根。砖是凉的，水泥是潮的，带着新建筑特有的那种生涩而踏实的触感。他想起五年前从深圳回来的时候，这里还是一片荒地，长满了半人高的蒿草，风一吹哗啦啦地响，像有谁在暗处翻着一本永远翻不完的书。那时候他兜里揣着三百块钱和一本翻烂了的笔记本，站在荒地里对自己说：有一天这里要建起厂房。现在厂房真的建起来了，比他想象中还要大、还要结实。但他站在这里，却比五年前更加不敢松一口气——因为肩上扛的东西，比五年前重了十倍不止。
工人也多了起来。除了原先跟着干的老伙计，又添了几个邻村的年轻人，都是手脚麻利、肯吃苦的。最早跟着陆家的那几个老人——李德厚、刘老三的儿子刘建军、隔壁村的张木匠——如今都成了带班师傅，手下各管着三五个人，排班、领料、质检，一套流程走得有模有样。田秀芹白天除了操持家务、照看两个孩子，也常在车间里帮忙，主要管成品的整理和包装。她手巧，叠布叠得又快又整齐，每一匹都叠成方方正正的一小块，边角对得一丝不差，用草绳捆好，码在仓库里像城墙一样齐整。陆建设有一次看见她叠布的样子，忽然想起他娘当年在煤油灯下纺线的侧脸，也是这么专注、这么安静。他走过去，在她旁边蹲下，伸手帮她按平一块布角。田秀芹抬头看了他一眼，嘴角弯了弯：“你手上有机油，别把布弄脏了。”陆建设低头一看，果然指肚上沾着一道黑印子，赶紧在裤子上擦了擦，惹得她笑了一声。那笑声很轻，在机器的轰鸣里几乎听不见，但陆建设听见了。
大妹建梅在车间里管着五台织布机，是厂里技术最好的织布工。她手快，织出来的布面平整均匀，几乎没有瑕疵，客户点名要她织的布。她性子还是闷，不爱说话，跟工人们交流全靠手势和简单的字眼，但一坐到织布机前面就像换了个人，两只手在纱线和梭子之间翻飞，快得让人眼花缭乱。工人们私下里叫她“陆家的大姐大”，没人敢在她面前偷懒耍滑。
小妹建婷还在县城的裁缝铺当学徒，但已经快要出师了。她每隔一两个月回来一趟，每次回来都带回一些县城那边的新鲜消息——哪个布庄进了新货，哪种花色的布卖得好，哪个裁缝师傅接了大单子。她说话又快又脆，像炒豆子一样噼里啪啦地往外蹦，饭桌上只要有她在，从来不缺笑声。陆建设虽然嘴上说“你好好学手艺，厂里的事别操心”，但每次建婷回来他都会多留她住两天，让田秀芹给她做几样好吃的。
母亲陆老太太身子骨还算硬朗，但腿脚确实不如从前了。早年为了几袋棉花，拖着残腿在外面走了十七天，湿气寒气入了骨，每逢阴雨天就疼得整夜睡不着。她如今走不了远路，就在屋里帮着翻翻单据、对对账目，有时候坐在堂屋门口晒太阳，一边摘菜一边看院子里来来往往的人，偶尔指点两句。她的话不多，但每一句都像是过了秤的，不多不少刚好压住分量。工人们都敬她，叫她“陆家老太太”，路过的时候都会停下来打个招呼，她也不多应，点一下头就算回了。
厂子大了，事务也纷繁复杂起来。陆建设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先到车间转一圈，看机器的运转状况，跟工头李德厚确认当天的排产；然后去仓库盘点原料和成品的库存，拿个小本子一笔一笔记下来；再回到办公室处理采购、销售、账目、客户往来，一坐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