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裤子上擦了擦手。他打量着陆建设，那双眼睛不大，但看人的时候很锐利，像是在拿尺子量你的骨头有几两几钱。
“小伙子，”刘长河开口了，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吐得很清楚，“你一个人从几百里外跑过来，说要在我们村收五年棉花，你的本钱在哪里？你的厂子有多大？你的销路在哪里？”
三个问题，一个比一个硬。陆建设没有急着回答。他把蛇皮袋打开，从里面一件一件地往外掏东西。第一件是镇上供销社王德胜签的最近一批采购合同，盖了红章，上面列着陆记的供货品种、数量、单价；第二件是赵春山写来的最新一批订单，一百匹，白纸黑字；第三件是他自己记的一本账本的复印件——那是他从李会计的账本里摘出来的，上面记录着陆记最近三个月的收支流水：月产量二百匹，月流水四百块，净利润稳定在百分之十八到二十之间。
他把这三件东西摊在刘长河面前。
“刘支书，我的厂子不大，四台半自动织布机，十二户家庭作坊，一个月产两百匹白坯布。我的销路分三块——供销社、县百货商店、贸易公司，三家稳定合作，订单排到了明年春天。我的本钱不多，但每一分钱都是自己挣的，没有一分是借公家的。我这次来，带了采购款一百二十块，够先付一个月的棉花钱。”
刘长河拿起那份供销社的合同看了又看。他当过多年支书，见过的文件比村里任何人都多，真章假章他一眼就能分辨。供销社的红章是真的，格式也是标准的——他每个月去供销社交公粮的底单上盖的就是这个章。他又拿起赵春山的订单，那张订单上没有公章，但下面有一个电话号码。刘长河指着那个号码问陆建设：“这是谁？”
“春山贸易公司的赵经理。他在周边三个县帮我铺了十几家销售点。您要是不信，可以打电话问他。”
刘长河没有打电话——村支书家的电话是手摇的，要通过公社总机转接，打个长途得等半天。他把订单放下，又把那本账本复印件翻了翻。他不完全看得懂那些数字，但他看得懂一件事：陆建设的账目很仔细，每一笔收入和支出都有日期、有摘要、有金额，条目清清楚楚，不像是一个想捞一票就走的人能做出的事。
“小陆，”刘长河把账本合上，看着陆建设的眼睛，“你从西边山里跑到这儿来收棉花，来回路上要好几天，运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你算过没有，这样直接找棉农收，比你从物资站买，一匹布的成本能降多少？”
“大概两成。一匹布省四毛钱。”
“四毛钱值得你跑这么远？”
“一个月两百匹，一年两千多匹，省下来的钱够我再添两台机器。”陆建设说，“而且省下来的不只是钱。”
“还有呢？”
“还有不用看人脸色的自由。”
刘长河安静了片刻。他理解这句话的分量。他当了二十多年村支书，跟各种各样的上级、下级、平级打过交道，深深知道“看人脸色”这四个字的分量。有时候被人卡着脖子的感觉比被人砍一刀还难受，刀砍一下疼过就完了，脖子被人掐着，是持续不断的疼、持续不断的憋屈。这个年轻人宁愿跑几百里路去重新搭建一条供应链，也不愿意继续被人掐着脖子过日子，这份血性让刘长河暗暗点了一下头。
但欣赏归欣赏，他要替全村的棉农考虑。陆建设承诺的价格确实比棉贩子高，但他是外路人，万一收了棉花走了，明年不来了，棉农怎么办？棉贩子虽然给的价格低一些，但年年都来，渠道是稳定的。棉农们种棉花不像种粮食——粮食卖不出去自己还能吃，棉花不能吃，卖不出去就是一堆废絮。稳定比价格更重要。
“你说的五年合同，”刘长河把合同拿起来重新看了一遍，“白纸黑字，按了手印。我可以帮你召开一个棉农代表会，你当着所有人的面说说你的方案。大家表决，愿意跟你签的就签，不愿意的不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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