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陆建设说。
棉农代表会是第三天晚上开的。地点在村里的小学教室——一间土坯房，墙上刷着白灰，后墙上挂着一块黑板，黑板上还留着白天老师写的算术题：123+456=？陆建设坐在讲台下面第一排的位置，面前是一张课桌，桌面上被人用小刀刻了一个“早”字，笔画歪歪扭扭的，不知道是哪个学生刻的。教室里的条凳上坐了二十多个棉农代表，有的抽烟，有的嗑瓜子，有的交头接耳，嗡嗡嗡的说话声混在旱烟的烟雾里，把整间教室弄得像一口烧开的大锅。刘长河坐在讲台旁边的一张椅子上，翘着二郎腿，手里端着一个搪瓷缸，不急不缓地喝着茶。
等人都到齐了，刘长河站起来压了压手，示意安静。教室里渐渐静下来，他把陆建设的来意简单介绍了一遍，然后把陆建设叫到讲台前，让他自己说。
陆建设走上讲台，看着下面二十多双审视的眼睛，深深吸了一口气。他不是第一次面对这么多人——以前在深圳工地上修好那台德国搅拌机的时候围观的人更多。但那次他是凭技术说话，这次他要凭方案说话。技术是硬的，方案是软的，软的东西比硬的东西更难让人信服。
他先从自己说起。他说他是陆守根的儿子，他爹用三袋红薯干换了一架破纺车，他爹走的时候什么都没留下，只留了一块刻着“陆记”的木板。他说他十五岁去南方学本事，在工地上搬过砖、在车间里学过艺、摸黑翻窗偷师、雨夜跪在泥水里接过电。他说他现在有四台机器、十二户合作家庭、一个月产两百匹布，但所有这一切的源头是一个物资站的采购员对他说的一句“我没这个权限”。
“乡亲们，”他的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声音不高但很稳，“我为什么要跑几百里路来你们这儿收棉花？因为我被人卡着脖子卡怕了。我不想再把陆记的命脉交到一个看不起我的人手里。你们也一样——你们被棉贩子压价压了多少年了？你们的棉花明明是好棉花，凭什么卖得比别的地方便宜？就因为他们知道你们只能卖给他们，没有别的选择。”
教室里有人点头，有人抽烟的动作停顿了，有人把嗑了一半的瓜子壳搁在桌上，没有再磕下一颗。
陆建设把合同的条款一条一条地念给大家听。第一条：价格不低于当地棉贩子收购价，棉贩子涨我也涨，棉贩子跌我不跌。第二条：合同有效期五年，五年之内我每年都来收，不来的话你们拿着合同去法院告我。第三条：运费我来出，你们只管把棉花交到村口的装车点。第四条：现款现结，棉花上车，钱就付清，不打白条。
每念一条，他就停下来问一句“这条大家觉得行不行”。下面有人会提一些具体问题——比如“棉花质量不合格怎么办”、“遇上大灾年你收不收”、“你要是破产了我们找谁去”——陆建设一个一个回答，不是打官腔，而是给出具体的解决方案。质量问题按标准验货，达不到标准的按次品价收；大灾年棉花减产，按实际产量调整合同数量，不追究违约责任；如果他真的破产了，合同自动终止，棉农自行卖给其他人，不会有任何损失。
他回答问题的态度让在场的棉农印象很深——不打官腔、不画大饼、不避重就轻。有不懂的问题他直接说“这个问题我现在答不上来，但我回去查清楚之后写信告诉你们”，而不是胡编一个答案敷衍过去。这种坦诚在棉农们看来比任何花言巧语都有说服力。
会开了将近两个时辰，教室里烟雾缭绕，搪瓷缸里的茶续了三遍，最后刘长河站起来做了个总结，让大家投票表决。表决的方式很简单，同意的举手。二十多个代表齐刷刷地举起了手，有的是立刻举的，有的是犹豫了一下才举的——犹豫的人不是不信任陆建设，而是在心里算了算自己家的棉花产量和未来五年的生计，算完了才举手。他们知道这一举手不只是签一个买卖合同，而是把自己未来五年的棉花收成都托付给一个素不相识的外路年轻人。这个决定需要的勇气比陆建设想象的要多得多。
全票通过。陆建设站在讲台前，看着满屋子举起的手，他的手心全是汗。不是紧张的汗，是如释重负的汗——他做到了。五百里路，两天两夜的汽车，三天走村串户的奔波，五毛钱一晚的隔板房，无数根自己卷的纸烟，终于换来了一份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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