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感到了一股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疲惫。
远处传来夜排档的吆喝声，葱油饼的香味顺风飘过来。阿贝的肚子咕咕叫了两声，她这才想起来，自己从早上到现在，只吃了一个冷窝窝头。
她摸出两角钱，在弄堂口的摊子上买了两个葱油饼，蹲在路边狼吞虎咽地吃完了。饼很香，葱味十足，但她吃着吃着，眼泪就掉了下来。
在家里的时候，阿娘烙的葱油饼比这个香多了。
阿贝狠狠抹了把眼泪，把最后一口饼咽下去，站起来拍了拍衣裳上的土。
哭有什么用？哭能把阿爹的药钱哭来吗？
她沿着马路漫无目的地走着，不知不觉走到了苏州河边。河面上倒映着两岸的灯火，波光粼粼。河边有一排破旧的棚屋，住着许多从外地来讨生活的人。有人在河边洗衣裳，有人围在一起吃晚饭，孩子们在棚屋间追跑打闹，倒也有几分烟火气。
阿贝看见一个老妇人在河边洗菜，便走过去问：“阿婆，这边有没有便宜的住处？”
老妇人抬头看她一眼：“你一个人？”
“嗯。”
“那你去那边看看。”老妇人朝棚屋最里头努了努嘴，“有个姓王的婆子，专门把房子租给做工的女人。通铺，一晚上两角钱。”
两角钱。
阿贝道了谢，朝棚屋深处走去。
王婆子的房子是一间用木板和铁皮搭起来的棚屋，里头黑黢黢的，只有一盏煤油灯。屋子里摆着几张木板床，上面铺着薄薄的稻草和破旧的棉被。已经有五六个女人住在里头，有的已经躺下了，有的坐在床边缝补衣裳。
王婆子是个五十来岁的干瘦妇人，说话时露出一口黄牙。她收了阿贝两角钱，指了指最里头靠墙的一张空床：“那张，被褥自己想办法。”
阿贝没有多余的被褥。她把包袱当枕头，和衣躺在那张硬邦邦的木板床上。稻草扎得她浑身发痒，屋顶的铁皮被风吹得哗啦啦响，隔壁棚屋里传来夫妻吵架的声音。
同屋的女人们陆续都回来了，有的是在工厂做工的，有的是给人家当娘姨的。她们小声聊着天，说的是苏北话、安徽话，南腔北调的，阿贝有的听得懂，有的听不懂。
她太累了，在嘈杂声里居然也迷迷糊糊睡了过去。
第二天天还没亮，阿贝就被同屋的女人们吵醒了。她们窸窸窣窣地穿衣、洗脸，赶着去上工。阿贝也跟着起来，用棚屋外头接的凉水洗了把脸，然后继续出门找活。
这一天，她跑了三家绣坊。
第一家说她年纪太小，不要。第二家让她当场绣了一方帕子，老板看了点点头，但听说她没有保人，又摇了摇头。第三家在闸北，她走了将近两个时辰才找到，结果绣坊已经关门大吉了，门板上贴着招租的纸条。
傍晚时分，阿贝拖着酸痛的腿回到棚屋区。路过苏州河时，她在河边的石阶上坐下来歇脚，把鞋脱下来看——布鞋底已经磨得快穿了，脚底起了好几个水泡，有一个破了，袜子上洇着淡淡的血迹。
她咬咬牙，从衣角撕了块布条把脚缠上，重新穿上鞋。
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
阿贝把上海滩的绣坊几乎跑了个遍。有的嫌她没有保人，有的嫌她年纪小，有的让她试绣之后面露欣赏之色，但最终还是摇头——这年头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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