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在嘉兴站停靠时，天刚过午。
贝贝挎着包袱从车厢里下来，站台上熙熙攘攘挤满了南来北往的客商，有挑着担子卖嘉兴粽子的，有拎着竹篮兜售新摘的菱角的，还有人举着木牌子招揽住宿的生意。贝贝顺着人流挤出检票口，在车站广场的旗杆底下站定，四下张望了一周。
来接她的人没有等太久。一个穿靛蓝布褂的中年汉子从树荫底下快步走过来，手里捏着一顶破草帽，见了贝贝便咧嘴一笑，露出一口被烟熏黄的牙：“是阿贝姑娘吧？齐先生电报里说了，让我在旗杆底下等一位年轻姑娘，手里应该拿着块蓝印花布包袱皮。”
贝贝低头看了看自己肩上那个用蓝印花布裹的包袱，也笑了：“您就是嘉兴这边接应的人？怎么称呼？”
“姓吴，叫吴老四。这一带跑码头的都认识我，姑娘叫我老四就成。”中年汉子伸手接过贝贝的包袱挎在自己肩上，侧身引路，“渔村那边路不好走，我已经在码头雇好了船，姑娘跟我来。”
从嘉兴到贝贝长大的那个小渔村，水路比陆路近。吴老四带着她穿过几条狭长的巷子来到运河码头，一条乌篷船泊在岸边，船头坐着一个戴斗笠的老船工，正就着瓦罐喝黄酒。吴老四跳上船，伸手拉贝贝上去，老船工放下酒罐子摇起橹来，乌篷船悠悠地离了岸，驶入纵横交错的水道之中。
贝贝坐在船篷底下，望着两岸渐次后退的桑林和稻田。十一月的江南水乡褪去了春夏的翠绿，染上一层温厚的赭黄，田里的稻子已经收割干净，只剩下齐膝的稻茬立在浅水里。河边的芦苇枯了，芦花在风里簌簌地飞，落在水面上打着细小的旋。
吴老四蹲在船头，把草帽扣在膝上，压着嗓子跟她说话：“姑娘，齐先生电报里没说太细，只说您要去双桥村找一个保管东西的人。可您也知道，双桥村那赵老伯上个月刚走，他家里人也不怎么跟外人来往。您这一去，恐怕不太好打听。”
贝贝点了点头：“我知道。赵老伯走了的事齐先生跟我说了。但他生前有没有留下什么东西，或者跟谁提过什么，总归有人知道。”
吴老四咂了咂嘴，没有再追问。
乌篷船行了约莫一个时辰，水道渐渐变窄，两岸的民居多了起来。青石板砌的河埠头一级一级伸到水面上，几个妇人在埠头浣衣，木槌敲在湿衣裳上发出沉闷的啪啪声。有人家的后院种着枇杷树，叶子经了霜，边缘泛着暗红。贝贝从船篷里探出身来，望着这些熟悉的景象，心里一股说不清的酸热涌上来。
双桥村到了。
村口果然有两座石拱桥，一横一纵地跨在交叉的两条河道上，桥洞下泊着几条小渔船。船靠了岸，贝贝跳上埠头，回头冲吴老四说：“老四叔，您先回嘉兴吧。我在村里多待两天，办完事自己回去。”
吴老四挠了挠头，从怀里掏出一张写了地址的纸片递给她：“姑娘，这是嘉兴镇上我住的地方。您要是办完了事，到镇上来找我，我帮您安排回沪上的车船。”
贝贝接了纸片收好，又跟老船工道了谢，这才转身沿着河岸走进村里。
双桥村还是老样子。青石板铺的巷子窄得只容两个人并肩，两边是白墙黛瓦的老屋，墙上爬满了枯藤和青苔。巷口那棵老槐树还在，树干粗得两个人合抱不过来，树底下坐着几个晒太阳的老头，见了贝贝都眯着眼打量。
贝贝认得他们，只是自己离家半年多，脸上又脱了些稚气，老头们一时没认出来。她也不急着认亲，径直穿过巷子拐了两个弯，来到一座带小院子的老宅前。院门虚掩着，门楣上方的木雕花板掉了半边，露出里面的榫卯结构。门口台阶上蹲着一只花猫，见了陌生人也不躲，只懒洋洋地甩了甩尾巴。
这里就是赵老伯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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