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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让调查指向该指向的地方。”苏青合上档案，放回桌上，“陈文涛必须处理。但方案要重新设计，更精密，更无懈可击。时间可以拉长，三个月，甚至半年。我们要的不是速杀，是自然的衰退，合理的死亡。”
“明白。”
“另外，”苏青看着我，目光深沉，“你最近状态怎么样？”
我愣了一下：“我很好。”
“沈翊呢？”
这个名字从她口中说出，让我的心跳漏了半拍。我端起茶杯，借喝水的动作掩饰瞬间的僵硬。“他……很好。工作忙，老毛病，胃不好。我每天给他煲汤。”
“他知道多少？”
“什么都不知道。”我说，声音平静到自己都相信，“他很单纯，眼里只有法律和正义。他觉得世界非黑即白，坏人就该被抓，好人就该被保护。他永远不会想到，他每天睡在身边的人，正在用他最深恶痛绝的方式‘执行正义’。”
苏青盯着我看了很久。她的眼睛像鹰，能穿透所有伪装，看到最深处的东西。但她最终只是点了点头。
“保护好自己。也保护好他。如果有一天……”她没有说完，但意思很清楚。
“不会有那一天。”我说，语气坚定，“我会处理好一切。”
又坐了一会儿，喝完茶，我起身告辞。苏青送我到门口，在我要拉开门时，她忽然说：“林薇。”
我回头。
“你父亲留下的那些笔记，”她说，“你最近还在看吗？”
我沉默了几秒。“偶尔。”
“小心些。有些知识，知道得太多，负担就越重。”
“我知道。”
下楼，走出单元门。夜风比来时更凉了，带着湿气。要下雨了。我拉紧大衣，走向巷口。路灯把我的影子投在坑洼的水泥地上，拉长，变形。
坐进车里，没有立刻发动。我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父亲的脸在黑暗中浮现。林国栋，那个憨厚老实的纺织厂工人，所有人都说他是“受不了妻子意外去世的打击”才投河自尽的。只有我知道不是。只有我知道，母亲周芳不是“意外”从阳台坠落的。只有我知道，父亲醉酒后的拳头有多硬，母亲隐忍的哭声有多绝望，还有那个夜晚，十二岁的我躲在门后，透过缝隙看到的一切。
阳台。争吵。推搡。坠落。
然后寂静。
父亲在客厅坐了一夜，第二天清晨，他把我叫到面前，红着眼睛说：“薇薇，妈妈不小心摔下去了。我们得说，她是不小心摔下去的。明白吗？”
我点头，没有说话。
一周后，父亲“愧疚投河”。警察来了，看了看，记录了。他们说：“真可怜，一家就这么散了。”他们说：“小姑娘，以后跟姨妈好好过。”
他们没问我看到了什么。没问母亲身上的旧伤。没问父亲那几天的反常。他们带着公事公办的表情来，带着同样的表情离开。就像后来，苏青的女儿苏小雨报警时，那些警察的表情一样。就像“破茧”里那些姐妹，一次次报警，一次次得到“调解”“劝和”“家庭内部解决”时，那些执法者的表情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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