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他一次，在城郊一个很破的出租屋里。他坐在床边，面前是一碗吃了一半的泡面，汤面上漂着一层凝固的油花。他看见我，笑了一下，说砚砚你来了，爸爸给你削个苹果。然后他到处找苹果，找了很久没找到。我说爸爸不用了，我不饿。他说不行，你小时候最喜欢吃爸爸削的苹果，削成小兔子的那种。他找了十分钟，没找到苹果，最后坐在床边哭了。”
陆时衍从来没有听过苏砚用这种语气说话。不是法庭上的凌厉，不是谈判桌前的从容，不是发布会上面对三百家媒体的滴水不漏——她语气里的什么东西碎了，不是玻璃碎掉那种脆响，是冰面裂开那种闷闷的、沉沉的、从深处传来的声音。
“那年你多大？”
“十一岁。小学五年级。”苏砚用手指在天台护栏上画着看不见的图案，“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他。听说他去了南方，又听说他回来了，又听说他去了更南的地方。我妈从来不提他，我也不提。我们母女俩就这样过了二十年，彼此都假装生命里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个人。”
陆时衍沉默了一会儿。“但你今晚梦到他了。”
“对。而且是笑着梦到的。”苏砚转过身来，背靠护栏，仰头看着那轮缺了一角的月亮，“你知道最讽刺的是什么吗？我在梦里特别开心，我爸举着我转圈，风筝在天上飞，我妈在旁边笑，我们一家人好像从来就没有散过。醒来的时候我脸上还有笑，然后我才意识到——他已经不在了。不在了二十年了。这二十年里，我拿了两个学位，创了三家公司，把身家做到了一百亿。我什么都有了，可我连给他削一个苹果的机会都没有了。”
风忽然大了起来，把晾衣绳上一床蓝白条纹的被单吹落了。被单飘在空中，像一只折翼的鸟，最终落在天台角落那堆废弃的花盆上。苏砚走过去把被单捡起来，抖了抖上面的灰，重新挂回晾衣绳上。她的动作很慢，很仔细，把被单的四个角依次夹在夹子上，夹完之后还用手掌抚平了上面的褶皱。陆时衍看着她的背影，忽然明白了一件事——她不是在整理被单，她是在整理自己。把那些被风吹乱了的、被时间揉皱了的记忆，一件一件拿出来，抖干净，叠整齐，放回去。
“你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说过这些？”他问。
“没有。”苏砚走回来，重新靠在护栏上，肩膀离他的肩膀只有一拳的距离，“我身边的人，不管是合伙人、下属还是朋友，他们认识的苏砚是一个没有弱点的人。从零到一百亿，每一步都踩在别人想不到的地方，每一个决定都精准得像用尺子量过。他们不会想听苏砚讲她爸怎么在出租屋里找苹果，他们想听的是苏总怎么在董事会上把投资人说服的。”
“所以你就在心里修了一个天台。”陆时衍说，“把所有不能给外人看的东西，都搬上来，锁好门，一个人上来的时候才打开。”
苏砚转头看着他，眼神里有一点惊讶，但更多的是被看穿之后的那种松弛——不是被人揭穿的难堪，是终于不用再藏着的轻松。那种感觉大概就像一个人在冬天的暖气房里穿了三件毛衣，闷了一天，终于回到家可以全部脱掉，换上那件旧得起球的棉布睡衣。
“陆时衍，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她说。
“什么问题？”
“你太会看人了。这是我们认识以来你说的最准确的一句话。”苏砚把被风吹乱的头发别到耳后，露出耳后那颗小小的痣，“对，我就是在心里修了一个天台。这个地方是我唯一不用演苏总的地方。在这里我可以怕，可以哭，可以想我爸，可以承认自己累了。这些情绪在我日常生活中是奢侈品，我用不起。每天一睁眼，三千个员工等着我发工资，五十个投资人盯着我的每一个决策，整个行业都在看我下一步怎么走。我要是露出一丁点软弱，明天就会有文章写‘苏砚江郎才尽’。你告诉我，这种日子过了二十年，换成你，你能不修个天台吗？”
陆时衍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知道这个问题不需要回答，她需要的不是一个答案，她需要的是一个听众。一个只听不说的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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