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砚醒来的时候，月亮已经从天台东边挪到了西边。她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只记得闭眼之前靠在一个很硬的肩膀上——陆时衍的肩膀，骨架大，肌肉少，靠上去像靠在一条叠了两层的羊毛围巾上，不软，但暖和。现在那肩膀还在她脸侧，一动不动，像是怕惊醒她，连呼吸都调成了静音模式。
“你一直没动？”她坐直，把滑下来的西装外套重新披好。
“动了。”陆时衍的声音有点沙哑，是长时间没开口之后第一句话特有的那种沙，像冬天早上第一把拧开的水龙头，先是一阵空气的嘶鸣，然后才是水，“在心里动了。把明天要开的三个会全推了，跟助理说老板今晚在天台上加班，天塌下来也别打他电话。”
苏砚揉了揉眼睛，动作很小，像猫洗脸，只用手背蹭了一下眼角就算完事。这个动作落在陆时衍眼里，比任何精心设计的妆容都好看——不是美，是真。人在半梦半醒之间卸掉了所有伪装，连揉眼睛都是原装的。
“几点了？”
“凌晨两点四十。”
“你在这儿坐了四个小时？”
“三个半小时。你在停车场跟我说‘今晚不想一个人待着’的时候是十一点十分，开车过来四十分钟，上天台之后你对着月亮发了二十分钟的呆，靠在我肩上睡着的时候大概是十一点五十。”陆时衍掏出手机看了一眼，“现在是两点四十三。我纠正一下，是四个小时零五十三分钟。”
苏砚盯着他看了半天，脸上的表情介于“这人是不是有病”和“这人病得不轻但我好像还挺喜欢”之间，那是一种很复杂的混合表情，不是笑也不是哭，是某种被触动之后还没来得及组织成表情的原始情绪。
“你计时间干什么？”
“习惯了。当律师的通病，什么事都要精确到分钟。跟你在一起的每一分钟，我都想记下来。”陆时衍把手机揣回兜里，“万一将来你要跟我算总账，我拿得出明细。”
苏砚没有接话。她站起来走到天台边缘，双手撑在水泥护栏上。凌晨三点的城市安静得像一个巨大的空房间，大部分灯火都睡了，只剩几栋写字楼的应急灯还亮着，在漆黑的楼体上排成一行行惨白的光点，像某种她自己也说不清的暗号。夜风比之前大了一些，吹得晾衣绳上的被单猎猎作响，有一床白色的被单被吹得鼓起来，在月光下像一个站在天台上的人。
“我刚才做了一个梦。”她背对着陆时衍说。
“又梦到天台的门锁了？”
“不是。”苏砚摇了摇头，发梢在月光下轻轻晃动，“梦到我爸了。不是他破产之后的样子——破产之后他整个人垮了，腰也弯了，头发也白了，看人的时候眼神躲躲闪闪的，像做了什么亏心事。但我梦到的不是那个他。我梦到的是小时候的他，穿一件白衬衫，袖子卷到手肘，把我举过头顶，让我骑在他脖子上。我们在一个公园里，好像是在放风筝。风筝飞得很高，高得只剩一个小黑点。我问他，爸爸，风筝会不会断线？他说不会，爸爸牵着你，线就不会断。”
她的声音很平静，像是在叙述一部跟自己无关的纪录片旁白。这种平静本身就是一种训练有素的不平静——一个人要花多少年才能学会用这种语气谈论自己失去的东西，陆时衍心里大致有数。他见过很多当事人用同样的语气陈述自己的遭遇，那种平静不是释怀，是把伤口裹了一层又一层保鲜膜，外面看着完好无损，里面其实还在流血。
“后来呢？”他走到她身边，跟她保持了一个恰到好处的距离——近到伸手就能碰到，远到不会让她觉得被冒犯。
“后来风筝线断了。”苏砚转过头来看着他，“不是风筝的线，是我爸的线。破产之后他整个人就像断了线的风筝，飘了一阵子，然后掉在一个我不知道的地方。我妈带我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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