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砚发现了一个规律。
陆时衍这个人，在法庭上说的话越多，回到家就越沉默。不是冷战的沉默，是那种——他把一天的语言配额用完了，像一个精打细算的会计，在法庭上把字词花得干干净净，回到家打开门，账户余额为零。
但问题是，他的语言配额分配机制存在一个致命bug：洗碗的时候，余额会自动充值。
同居第五天晚上，苏砚在书房开完最后一个视频会议，摘下耳机，听见厨房里传来水龙头哗哗的响声和一个人的自言自语。她轻手轻脚走到厨房门口，靠在门框上，看见陆时衍系着围裙站在水槽前，袖子卷到手肘以上，手里拿着一只盘子，正对着水龙头说话。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那么问题来了——这只盘子上的油渍，到底是苏砚吃水果留下的，还是我煎鱼留下的？如果是苏砚留下的，根据同居协议第七条，生熟分离原则的衍生义务应当由——”
“你对着盘子念法条？”苏砚实在没忍住。
陆时衍转过身来，手里的盘子还在滴水，脸上的表情极其镇定，像是被当庭抓包的律师迅速切换到了职业模式：“这不是法条，这是逻辑推演。我在用法律思维解决家庭纠纷。”
“盘子上的油渍是谁的，这事需要逻辑推演？”
“当然需要。”陆时衍用抹布擦了擦盘子，把它放到沥水架上，动作一丝不苟，“你不觉得洗碗这件事本质上就是一个举证责任分配问题吗？谁来洗、洗到什么标准、不合格怎么追责——每一个环节都需要规则。”
苏砚走过去，从他手里接过下一只待洗的碗。碗底贴着一张便签纸，纸上写着几个字，是陆时衍的笔迹：“此碗上的米粒残留系苏砚今日午餐所留，证据确凿，建议移交清洗程序。”
苏砚举着这张便签纸，看了足足五秒钟。
“陆时衍，”她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像她宣布公司第三季度营收数据时的语调，“你在家里的每一只脏碗上都贴了证据标签？”
“不是每一只。”陆时衍纠正道，“是每一只我确认不是我弄脏的碗。这是证据保全，防止日后产生争议。”
“所以你在厨房里建立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体系。”
“可以这么理解。”
苏砚把便签纸撕下来，贴在冰箱门上，跟两天前的那两份家庭法规文件并排放在一起。冰箱门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微型公告栏——左边贴着陆时衍的《若干意见》，右边贴着她的《补充条例》，中间陆陆续续加上了各种便签、备忘录和超市购物小票。苏砚退后一步，看着这扇越来越热闹的冰箱门，忽然觉得这扇门比公司会议室里的白板还有意思。
“陆律师，我有个问题。”她转过身，双手抱在胸前。
“请讲。”陆时衍关上水龙头，用围裙擦了擦手，一副洗耳恭听的姿态。
“你对着盘子背法条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一个更简单的解决方案？”
“什么方案？”
“洗碗机。”
厨房里安静了三秒钟。冰箱的压缩机嗡嗡地响了一阵，又停下了。
陆时衍的表情发生了一系列极其细微的变化——先是愣住，然后是思索，接着是一种类似于律师听到对方提出一个自己完全没有准备过的论点时的警觉，最后是谨慎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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