味，凉丝丝的。他低下头把钱折好放进贴身的口袋里，没再推辞。他太了解他娘了——她给他的东西，推是推不掉的，推了反而让她难过。
出发前的那天晚上，陆建设把建梅叫到车间里，一件一件地交代。
“这是四台机器每天的生产排班表，我写好了贴在墙上，你按这个来。一号机和二号机专门跑赵春山的订单，三号机跑王德胜的，四号机跑百货商店的。如果有人来找我要货，你先记下来，等我回来再回复，不要自己答应。”
建梅点头。
“这是仓库钥匙，总共三把。你拿一把，妈拿一把，剩下一把我带走。每天收工之后你亲自锁门，不准任何人晚上进仓库。不是不信任工人，是规矩——管仓库跟管钱一样，要有交接、有记录、有盘点。你每天盘一次，盘完在账本上签字。”
建梅又点头。
“还有这个，”陆建设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纸，上面写着一个电话号码，“这是赵春山那边的电话。如果有紧急情况——机器坏了、原料断了、订单出了变故——你去村支书家借电话打这个号码。赵春山是做贸易的，路子广，他应该能帮上忙。”
建梅接过纸条，小心翼翼地折好放进自己的口袋里。
“哥，”她忽然开口了，声音比平时低了几分，“你说物资站靠不住，那万一你去冀南也找不到合适的棉花怎么办？”
陆建设沉默了一会儿。这个问题他不是没想过，但他不敢多想。不是因为他没有备用方案，而是因为他不能让“万一”这两个字占了上风。人一旦开始琢磨“万一”，就会畏手畏脚，畏手畏脚就会错过机会，错过机会就不用等“万一”了——直接就是“一万”。
“我去找，就一定能找到。”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很平，像是在说一件已经发生的事，“中国这么大，棉花不是只有他马采购一家有。”
建梅看着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点了点头。她转身走进车间，坐在机器前面，踩下了踏板。梭子飞了出去，咔嗒一声，把陆建设没说完的那些话——那些担心、那些不放心、那些临行前的忐忑——全部淹没在了机器的节奏里。
第二天天还没亮，陆建设就出发了。他背上一个面口袋——里面有他娘烙的六张杂面饼、一罐头瓶腌萝卜、两双备用布鞋、一件换洗的粗布褂子——怀里揣着一百二十块钱和一叠空白的采购意向书。意向书是他自己写的，最上头一行是“棉花采购意向书”，下面画了一个简单的表格，列着品名、数量、价格、交货期、签约人签名，格式虽然土，但该有的要素一应俱全。他在最下面签好了自己的名字，盖了陆记的章——那个章是他用一块硬木头自己刻的，上面只有“陆记”两个字，沾了红印泥盖上去，笔画粗粗细细的，像小孩子写的字。
走到村口那棵老槐树下的时候，他停了一步。槐树还是那棵槐树，树干上被他小时候用镰刀刻的一道疤还在，现在已经长成了一块凸起的树瘤，摸上去硬硬的，像是树自己长出来的铠甲。他拍了拍树干，没有回头，大步走上了土路。
从柳沟村到镇上坐汽车，从镇上到县城坐长途汽车，从县城到冀南还要换两趟车。陆建设坐在长途汽车最后排靠窗的位置，车窗外面的景色从黄土塬的沟沟壑壑变成了平原上的一望无际。他在心里默默记着路线——先往东到省界，再往北折向冀中平原，全程大概五百多里，中间要在省城过夜。
长途汽车上挤满了人。有背着麻袋去城里卖山货的农民，有抱着孩子回娘家的年轻媳妇，有两个穿中山装夹着公文包的公家人，还有一个戴眼镜的青年一路上都在看一本封面磨烂了的书，书名是《经济体制改革论文集》，陆建设瞄了一眼，觉得那本书的名字听起来就很高深。车厢里弥漫着一股汽油味和晕车药的味道，有人靠在椅背上打呼噜，有人把车窗开了又关、关了又开，跟后面的乘客吵了一架。
陆建设没有睡。他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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