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皮袋抱在怀里当枕头，脸贴着车窗玻璃往外看。窗外的田野越来越平坦，山越来越少，土地的颜色也从黄土变成了黑土。麦子已经收过了，田里剩下一茬茬麦秸，远远看去像是大地长了一层金黄色的胡茬。偶尔能看见一片棉田，棉株半人高，枝叶已经开始枯黄，棉桃炸开了口子，露出里面白花花的棉絮，在秋天的阳光下白得晃眼。陆建设每看到一片棉田就把脸贴在玻璃上多看几眼，像是看到了什么了不得的宝贝。
他在省城汽车站过了一夜。汽车站的候车室里摆着几排硬木长椅，椅面上被无数人的屁股磨得发亮。陆建设找了一个角落的位置，把蛇皮袋垫在脑袋底下当枕头，外套盖在身上当被子，蜷着身子睡了半宿。半夜候车室里冷得厉害，穿堂风从大门的缝隙里灌进来，把他冻醒了两次。第二次冻醒的时候他干脆不睡了，坐到候车室外面的大台阶上，看着省城的夜空抽烟。省城的天空比柳沟村的亮——不是星星亮，是地面上的灯光把天空映成了一种浑浊的橘红色，像一层洗不掉的铁锈。他想，深圳的夜空也是这个颜色，甚至更亮。但深圳的亮让人兴奋，省城的亮让人觉得自己渺小。
第二天一早，他坐了最早一班往冀南去的汽车。车窗外的景色越来越有棉区的模样了——成片成片的棉田连绵不断，一望无际，棉株在秋天的阳光下炸开一团团白色的棉絮，远看像大地上铺了一层薄雪。有些地块已经收完了棉花，棉秆被拔起来捆成捆堆在地头上，晒干之后当柴烧；有的地块棉农正在地里采摘，男男女女弯着腰在棉田里缓缓移动，背上背着一个大布袋，像一只只在田野里觅食的蜗牛。陆建设盯着那些采棉人看了很久，在心里默默计算——一个人一天大概能采多少斤籽棉？一棵棉株能炸几个桃？一亩地的产量大概是多少？这些数字他在师父的笔记里见过，但亲眼看到又是另一回事。
中午的时候，汽车在一个小镇停下来。陆建设下了车，四处看了看。这个镇比红石镇大，街道两边全是两层或三层的砖楼，有几栋还贴了白色的瓷砖，在阳光下反着光。街上跑着好几辆农用三轮车，突突突的排气声此起彼伏。镇中心有一个集市，卖农具的、卖化肥的、卖日用百货的挤成一团，吆喝声、讨价还价声混在一起，热闹得很。
但陆建设不是来逛集市的。他找了家最便宜的旅社住下——五毛钱一晚，一间只能放下一张床和一个小桌子的隔间。墙壁是用三合板隔的，薄得像纸，隔壁有人咳嗽他听得一清二楚，连痰在嗓子眼里咕噜咕噜的声音都听得见。床单是白的，但洗得发灰了，上面有几个洗不掉的黄渍。桌子上有一个搪瓷烟灰缸，烟灰缸里还有上一个房客留下的烟头。陆建设把窗户打开通气，把蛇皮袋放在床底下，揣上钱和意向书，出了门。
他的计划是先摸清这个镇的棉花行情。他在集市上转了一圈，找到了几个卖棉花的摊位。棉花是用麻袋装的，一袋大概百来斤，麻袋口敞开着，露出里面白花花的棉絮。买棉花的人把手伸进麻袋里抓一把出来，放在手心里翻来覆去地看，看颜色、看纤维长度、看有没有杂质。看好了就开始讨价还价，有的为了五厘钱争得面红耳赤。陆建设站在旁边看了半个时辰，把价格摸了个大概——籽棉收价在三角五到四角一斤之间，皮棉在八角到一块之间，比县城物资站的价格便宜了一角多。
但他也发现了一个问题。这些在集市上卖棉花的，大部分不是棉农自己，而是棉贩子。他们从棉农手里收了棉花，再运到集市上加价卖给买主，赚的是中间的差价。陆建设试着跟几个棉贩子搭话，问他们能不能大量供货、能不能签长期合同。棉贩子们对他的态度倒是不错——毕竟是个潜在的大客户——但一谈到具体条款就开始含糊其词。
“你每个月要多少？几百斤的话我可以帮你收，但价钱不能固定，随行就市。今年棉花收成好，价格还算稳，但谁知道明年什么行情呢？签长期合同我可不敢。”
陆建设明白了。这些棉贩子做的是短线生意，今年有今年的价，明年有明年的价，要他们承诺长期稳定供货几乎不可能。他们自己都是从棉农手里收的，棉农卖不卖、卖多少、什么价卖，他们说了不算。中间多一层贩子，就多一层不确定。
他要找的不是棉贩子。他要找的是棉农——直接种棉花的人。
第二天一早，陆建设不再在镇上转悠了。他背上面口袋，沿着土路往周边的村子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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