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 /> 这是他们两个的默契——台上台下，她主攻，他压阵。
“感谢组委会。”苏砚开口了，声音通过音响传遍整个宴会厅，“也感谢我的团队。我站在这里，是因为他们在我身后。”
标准的开场白。台下响起礼貌的掌声。
“但是今天我不想说太多感谢的话。”苏砚顿了顿，话锋一转，“感谢的话网上到处都是，搜我的名字，第一条就是上个月我接受采访的时候感谢投资人的通稿。你们要是想听那个，现在就可以打开手机搜一搜，我就不念了。”
台下愣了一下，然后有人笑了。笑声是会传染的，先是两三声，然后是一小片，最后整个宴会厅都在笑。坐在前排的几位行业大佬也在笑，有人摇头，有人跟旁边的人交换了一个“这女人真够劲”的眼神。陆时衍站在她身后，嘴角微微翘着。他就知道她不会老老实实念获奖感言。苏砚这个人，你让她念稿子她会死——不是真的死，是她的创造力会死。她的创造力一死，她整个人就蔫了，像一盆忘了浇水的绿萝。反过来，你不给她稿子，让她自由发挥，她就能在台上站一个小时，把台下的人说得又哭又笑又想给她投资。她最值钱的本事不是写代码，是这股子天马行空的劲儿。
“我今天站在这儿，”苏砚的声音沉淀下来，那种随意的、调侃的语调慢慢收拢，“其实想讲一个人的故事。”
台下安静了。真正的安静，不是那种礼貌的肃静，而是一种被什么东西勾住了的、屏住呼吸的安静。像有人在黑暗里划了一根火柴，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那一点微弱的光上。
“三十年前，成都有个做软件的小公司。老板三十出头，戴眼镜，说话慢吞吞的，不像个生意人，像个教书先生。他开发了一套工业控制软件，那套软件在今天看来可能连入门级都算不上，但在当年，是西南地区头一份。公司最红火的时候，手底下有四十多号员工，办公室在春熙路旁边一栋老楼的四层，楼下卖担担面，每到中午，整栋楼都是红油的香味。”
苏砚的声音很轻，像是在讲别人的故事。但陆时衍知道她在讲谁。她讲的是她爹苏远舟。苏砚很少跟人讲她爹的事，不是不想讲，是讲不了。每次提到她爹，她都会说到一半忽然停住，然后换一个话题。但今天没有。今天她的声音很稳，稳得像是踩在自己家的地板上。
“后来这家公司破产了。不是经营不善，不是技术落后，是被人设局坑了。一个从上海来的大资本，联合一个懂法律的人，做了一个局。那个懂法律的人，是行业里德高望重的前辈，带了一大批学生，很多人现在还在这个行业里。他亲手设计了一份合同，合同里的陷阱藏得比玫瑰花底下的蛇还深。小老板当时不懂，签了。签完以后，公司就没了。”
苏砚停了大概三秒钟。那三秒里，宴会厅里安静得能听见隔壁厅传来的隐隐约约的音乐声，是哪桌客人过生日，在放生日快乐歌。
“小老板后来带着女儿搬了家。从成都搬到了重庆，从重庆搬到了贵阳，最后在贵阳郊区一个老小区里落了脚。他在小区门口开了个修电脑的小店，一天挣几十块钱，够交房租，够给女儿交学费，有时候还能剩下点钱带女儿去吃一碗肠旺面。加两份肥肠，女儿爱吃。有一回女儿问他，爸，你怎么不开公司了？他想了想说——开公司太难了，爸爸脑子笨。”
台下有人轻轻吸了一口气。不是叹息，是那种心疼到嗓子眼儿发紧的时候不自觉发出的声音。
“今天这个小老板没有来。”苏砚抬起头，灯光的反光在她眼睛里一闪一闪的，分不清是灯光还是别的什么。“他要是来了，看见他女儿站在这个台上，应该会挺高兴的。他这个人，一辈子没什么大出息，最大的成就就是养了个女儿。女儿考第一他要跟修电脑的顾客说三遍，女儿拿了奖学金他能高兴得炒菜多放一勺油。”
她停了停。
“但他不知道的是——他女儿从很小很小的时候就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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