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了那家公司的名字，记住了那个资本的名字，也记住了那个懂法律的人的名字。记了二十年。”
台下的空气像是被冻住了。坐在第三排的几个科技圈大佬表情微妙——他们知道那个资本的名字，也知道那个懂法律的人的名字。这两个名字在行业里曾经是不可撼动的存在，直到半年前那场千亿专利案的终极庭审，一切土崩瓦解。
“很多人问我，苏砚，你一个女人，白手起家，把公司做到今天这个规模，凭什么？”苏砚把手从讲台上拿下来，挺直了背，“我告诉他们凭技术、凭团队、凭市场判断。这些都没错。但今天我想说一句真话——凭的是我爸那碗多加了一份肥肠的肠旺面。”
“他倒下了，所以我不能倒。他被人欺负了，所以我得学会怎么不被人欺负。他说自己脑子笨，所以我要把聪明练到极致。他失去了他做的东西，所以我要把自己的东西死死攥在手里，谁都不让碰。你们都说苏砚是铁腕，是女强人，是谈判桌上寸土不让的疯子——这些都没错。但这个铁腕，是那碗多加了一份肥肠的肠旺面喂出来的。”
她停了片刻。台下安静得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然后她的声音忽然轻下来，轻得像是自言自语，但麦克风把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地送进了每一个人的耳朵里。
“爸，你听到没有？你女儿今天站在这儿，不是为了领这个奖——是为了告诉你，你当年倒下的地方，你女儿替你站起来了。”
苏砚退后一步，抬手擦了擦眼角。动作很快，快到台下大部分人根本没注意到。但陆时衍注意到了。他看见她的手指在眼角轻轻按了一下，然后迅速放下，重新握住讲台的边缘，指节微微发白。
掌声响起来了。不是刚才那种礼貌的、客气的掌声，而是一种从胸腔底部涌上来的、滚烫的、像是要把整个宴会厅的屋顶都掀翻的掌声。先是几个人站起来，然后是一排人站起来，然后是整片整片的人站起来。有人在鼓掌，有人在拿纸巾擦眼睛，有人把手拢在嘴边大声喊“好”。坐在第一排的一位老院士——八十多岁的人了，头发白得像雪——慢慢站起来，对着台上的苏砚深深点了一下头。不是礼貌的点头，是那种同行之间、战友之间、从废墟里爬出来的人之间的致意。
陆时衍一直站在她右手边，落后半步。他没有鼓掌——他的手在西装口袋里攥成了拳头。他怕一松开，自己也会忍不住。从他在停车场第一次见到苏砚、被她三句话顶得哑口无言的那一刻起，他就知道这个女人很硬。比谁都硬。后来他慢慢知道她为什么这么硬，是因为她从小就知道，软了就要被人踩，而她已经被人踩过一次了，不能再有第二次。但今天，她站在全行业最耀眼的追光灯下，把藏了二十年的痛一口气全倒了出来，不是因为痛，是因为她已经够强了——强到可以把伤疤揭开来给所有人看，而不怕再疼一次。
典礼散场后，两个人没有跟其他人一起去宴会厅后面的酒会。苏砚说想走走，陆时衍就陪着她。两个人沿着酒店外面的步行道慢慢走，走到一个街角的小公园，长椅上落了几片银杏叶，金黄色的，在路灯下像碎了一地的光。
苏砚在长椅上坐下来，陆时衍坐在她旁边。两个人沉默了好一会儿。夜风吹过来，有点凉，陆时衍把西装外套脱下来披在她肩上。外套太大了，袖子空荡荡地垂在两边，苏砚看起来像一只被被子裹住的猫。
“我刚才是不是说太多了？”苏砚问他，声音闷闷的。
“不多。”陆时衍说，“刚刚好。”
“那些话我憋了二十年。”苏砚看着脚边的银杏叶，“从来没跟人说过。连我助理都不知道我爸是干什么的。但今天站在台上，那个灯光一打，我忽然就不想憋着了。不是憋不住了——是不想憋了。”
“因为你不需要了。”
苏砚转过头看他。
“以前你憋着不说，是因为这些东西是你心里的地基。你怕一说出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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